巴东：再鼓干劲 再添举措 坚决找回“流失”耕地

我国台湾地区的人民观审制（自2014年7月起更名为人民参审制，但实质内容未变）与韩国的情况比较接近。

  核心提示：   ●国家治理现代化之现代，不仅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还在于一种文明模式的转型，更在于一种治理范式的转换。每一位国民都有义务投身于法律实施这个新的伟大工程，为捍卫宪法法律权威、保障自身合法权益贡献力量。

国家治理现代化之现代，不仅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还在于一种文明模式的转型，更在于一种治理范式的转换。第六，法律实施需要全方位的机制建构。  法治是政治文明的结晶，也是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第三，法律实施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利益导向机制。法律实施并不是一个机械适用法律条文的过程，而必须融入民主、自由、法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让法律实施成为一个规范和价值相融合的过程，既使社会主义法治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又使社会主义法治更具有感召力和影响力，不仅有利于法律的贯彻实施也为法治国家的建设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所谓全面，就是在法律实施过程中不仅要适用有关法律条文，而且要在纵向上关注不同层级法律规范之间、在横向上关注其与关联法条之间的关系，避免机械执法。自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揭示良法之治与法律至上之基本意涵之后，作为良善生活之保障与社会秩序之缔结的法治便包含了合道的人世生活与优良的制度设计之基本面向，并进而演化为治国安邦的方略擘划。今天提倡法治，也要以法治党，也就是要把法治引入对执政党本身的治理。

西方一般被视为是法治国家，但很多经验研究表明，司法（尤其是司法的主体法官）往往不可避免地要受政治力量的影响。从宪政的最基本面来说，宪政即法治。例如，台湾学生可以无视法律来占领立法院，而一些政党则在背后支持。相反，司法体制本身很容易演变成为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律师也是基于自私利益之上的。

中国基本上经历了清朝解体、军阀混战、国民政府统一、外敌入侵（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和1949年之后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内部政治斗争等几个主要阶段。中国传统有法不责众的说法——只要涉及的人多了，就无须考虑到法律。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执政党再次转向法治建设，于国家、于社会都会是一种互赢的局面。在知识界，人们对政法委一直有诸多的抱怨，似乎政法委就是阻碍中国法治建设的最大阻碍。邓小平等领导人反复重申法制建设的重要性。这在中共历次全会中尚属首次，给众多对中国政治改革抱有很高期待、而至今仍缺失任何有意义的政治改革而感到失望的人们，无疑是希望再燃。

法制和法治，一字之差，表明中国在法治国家建设上的新阶段。首先，在最高的层次，不管人们对宪政抱有多大的争议，要确立有效的政治治理，宪政是唯一的选择。这种心态的形成和美国拥有庞大的律师群体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就是对这一传统思维定式的担忧。

这里争论的焦点在政法委的存留问题。法制意味着要确立并实施一整套法律体系，而法治则要解决政治问题，即法律不再仅仅是统治者的工具，任何组织包括执政党也必须服从法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要服从法律。

法律是社会正义和公正的保障，但不能简单地假定律师就是社会正义和公正的化身。实际上，面临法治退步的局面，中国社会近年来一直在呼吁宪政，并把宪政和中国梦结合起来。

实际上，十八大以来，政法委也在作这方面的转型。不过，建设法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尽管执政党的目标是建设和谐社会，但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和谐了。在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中共宣布即将在10月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专门讨论依法治国问题。在中国，认知的困难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到1995年，中共十五大便正式把法治确定为国家政治改革的总体目标。

同时，政法委也在突出其法治改革的新方向，例如对劳教制度的改革。显然，中国要确立自己的法治体系，在认知层面，既要克服传统的法律工具论的思维，也要避免简单地照抄照搬西方的思维。

实际上，从法治原来的意义上说，法律既不是统治者的工具，也不是社会的工具。执政党再次把此提升到最高的议程，仅仅是实现法治社会的一个政治前提。

  在最高的层次，不管人们对宪政抱有多大的争议，要确立有效的政治治理，宪政是唯一的选择。在今后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会长期存留下去，人们对此也会展开争论。

没有人会否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问题在于社会稳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从组织层面，当时设立的中央政法委员会（即政法委），就是为了推进法制建设的权力机构。这种观点是传统文化中法是统治者的工具的对立面。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是如此。

其三，在强化执政党的合法性方面，法治无疑为人们指出了国家政治发展的大方向，并且能够从理论上说清楚执政党的性质，这必然会成为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巨大资源。所谓的中立只是在相对意义上的，就是要求司法界从业人员严格遵守专业精神（professionalism），专业精神高于一切。

一些部门曲解群众路线，把此引入执法，演变成法律领域的民粹主义，导致了法律必须服从民意、法不责众的情况。同时，在指导思想和执政思路上，这段时期也偏离了法治轨道。

在思想层面，当时提出了十六字政策，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传统中国并没有发展出法治精神，所强调的是依法治国，即统治者使用法律来统治国家，是传统法家的思想。

  中国建设法治不容易 政府腐败蔓延开来，人们恨之入骨，因此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共高层进行了疾风骤雨式的反腐败运动。近代以来，中国精英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强大、免于外敌入侵、独立的主权国家。其二，在社会治理层面，前些年的维稳机制已经导致了越维稳、越不稳定的局面，要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必须重新返回到1980年代开始的法制和法治建设。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治国家 。

维稳机制脱离了法治的轨道，走上了过度依赖暴力，结果造成了社会的更不稳定。这个理念到今天仍然根深蒂固，非常流行。

即使具有英国殖民地法治传统的香港，这种观念也在流行开来，一些学者和政治力量在大力提倡占领中环运动，希望通过非法治的方式来实现政治目标。这种观念在没有法治传统的亚洲尤其流行。

如果避开其存留问题不谈，在目前的阶段重要的还是政法委的功能转变问题，就是要从前些年的维稳机制转变为促进法治建设的机制。党的干部官员一旦犯罪，不仅要接受党纪的惩罚，也要接受国法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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